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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钧德:一起走过改革开放的四十年

信息来源: 宣教部  |  发布日期: 2018-11-22


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费钧德


改革开放前的界龙

界龙地处浦东川沙新镇,以前穷得叮当响。尤其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家里经常揭不开锅。1968年,我们一步步摸索,办起了界龙小五金厂,这也是我们界龙村创办工业的开端。

但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小五金厂开开关关,历经几年,也逐渐显露出了发展空间的狭小,慢慢跟不上我们发展的思路和生活的需要。1973年,我们创办了“上海市川沙县黄楼人民公社界龙大队印刷组”。在当时,小作坊不能与国营大工厂争原料、争燃料、争市场,我们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从印制农药纸袋这类最简单的产品开始,再用边角料白板纸印刷饭菜票等产品,作一些零星散活。

印刷小作坊:鸡窝里飞出金凤凰

1978年,随着国门逐步打开,上海外贸出口形势向好,这为我们提供了发展良机。我进城调研,结识了在上海服装进出口公司包装科的领导——手帕科跑手帕出口业务的杨志科长和外销员王贤坊。他们的出现给界龙带来了意料不到的收获。

那时上海的手帕已经做得很漂亮了,但都是成打装和一匹一匹销售给国外。当时,国外已流行超市,国外进口商为此要求我们的服装进出口公司把手帕分装成一条、二条、三条和六条装,并放在透明的包装盒里,让手帕摆的造型和数量看得一清二楚。其实,这就是今天看来普通至极的pvc包装盒,不过当时是个稀罕物,对于我们来说,别说不会做,连见都没见过。但我们贵在有恒心,一遍遍地向内行求教试做,然后一点点地改进,最后成了。我们花了近半年多的时间,终于实现了第一笔外销生意,让这批手帕多出口创汇22万美元。

此外,当时由于计划经济产品加工工厂都是国营企业,国营手帕厂不愿意为外贸订单分装手帕成一条、二条、三条和六条装,所以我们工厂专门成立了包装车间,从上海手帕厂把手帕装到我们工厂,由我们包装车间进行熨烫和分装,再进行中包装和外木箱的包装,打包好后先寄存在我们的仓库内,待外贸船期到了通知我们后,我们工厂把货物直接送到码头。上海外贸公司对我们的分装服务和配送非常满意。从此,我们包出了一条为外贸一体化服务的道路,也增加了我们的加工收入,为我们更多的同乡解决了就业问题。

我们这家村办小作坊的事迹被上报到中国外贸部包装局。包装局领导实地考察后,内部通报表扬了上海服装进出口公司改进手帕包装,为国家增值创汇22万美元的事迹,还给界龙这个村办小厂里的工人拍了合影。

从此,上海外贸局下属22家进出口公司纷纷把需要包装的业务都发给我们来加工,特别是上海轻工文体进出口公司把中华铅笔的分装业务也交给我们进行分装,并配上橡皮和卷笔刀。界龙的业务量开始了井喷式的增长。

那时是1978年,举世闻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从此,界龙的名声也在外贸领域传开了。

外贸彩印厂:送股扩容大发展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上级领导说我走资本主义,但会议决定改革开放,分田包产到户,农村办的企业也要支持和办好,所以我感到以前走的路没有错,很自豪;我的心里开始激荡一个雄心勃勃的想法:要升级,要做别人做不到的。

1984年,中央发文将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明确鼓励乡镇企业的发展。那时各个村和个人都学着我们办印刷厂,光川沙县就有100多家印刷厂,所以我们企业80%以上的印刷主营业务放在了高质量的国际包装印刷业务上。

但当时界龙使用国产印刷设备印制的产品质量明显跟不上国际市场的要求,我希望从发达国家引进四色以上的大型胶印机。这种机器国际市场价每台需要120万美元,那时的川沙县根本拿不出那么多外汇。而且当时国家对乡镇企业进口大型设备一律不批。

怎么办?我跑到北京,向国家外贸部求援。凭着界龙长期以来积极参与外贸包装产品印刷,外贸部建议我与中国包装进出口总公司联营,因为外贸系统的联营企业可以拿到外汇指标,国家机械部可审批进口大型印刷机。

回来后,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赠送40%的股权给中国包装进出口总公司和上海包装进出口分公司,成立三方联营的上海外贸界龙彩印厂。当时界龙彩印厂的总资产是250万元,送出去40%,就是送出去100万元钱,拿到的只是120万美元的购汇额度!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这个想法太大胆了,但为了发展,我却认准了这条路,“吃了秤砣铁了心”。

我的这个意见很快获得了班子的认同,1987年8月1日和1988年10月20日,两家公司分别加盟界龙,签署了联营协议。为进一步发展,充分发挥工贸双方的优势,把厂名改为“上海外贸界龙彩印厂”。从此,走上了国集联营的道路。

进口机器投产后,印刷品的质量获得了海内外客户的认可,界龙的声誉迅速盖过当时所有国营印刷厂,订单源源而来。只花了短短一年多时间,界龙就收回了120万美元的投资。

上市:浦东崛起印刷城

改革开放之后,原有的约束没有了,有的就是一个平台,是真正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不管是我个人还是界龙,都踏进了一个飞跃发展的空间。

1984年,我担任了彩印厂的厂长,这时候界龙已经不需要为了一个厂名打申请报告了。1986年,我入了党,这对于一个“成分高”的人来说,以前简直就是不能想象的事情。1987年,我担任了界龙村的党支部书记。1997年,界龙党支部升级为党委之后,我依旧担任书记,所以村和企业的主要责任一肩挑。

在我责任越来越大的时候,我所遇到的时代也是越来越鼓舞人心。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政策,让我们界龙从此飞速发展,那么1990年的浦东开发开放,就像是火箭的助推器,将我们界龙送到了太空遨游,让我们在世界的大舞台展现自己的实力。

1990年12月19日,中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我在干部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股份制,也要争取上市,要按照股份制企业的模式从严规范自己,在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再前进一大步。

当时一个乡镇企业要上市,首先要做好内部村民职工的宣传引导工作,还要不厌其烦地去向上级相关主管部门申请沟通。功夫不负苦心人,1993年10月,上海市经济委员会批准我们企业改制为股份制公司,1994年2月24日,“界龙实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开盘就从8元升到12元,赢得“中国乡村第一股”的美誉。

随着公司上市,我们界龙由一个乡镇企业逐步向现代企业转变,规模不断扩大,各个子公司按照专业化发展方向,能为客户提供胶版印刷、凹版印刷、柔版印刷、塑料印刷、丝网印刷等全方位的印刷加工服务。可以说,一座现代化的印刷城在浦东悄然崛起。

改制:重掘活力之源

2000年,浦东作出了加快农村改革的决定,计划在三五年内将浦东的数千家乡镇企业全面改制。2001年,在浦东新区农工委、农发局和川沙镇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界龙村集体企业改制工作全面展开。

我们精思熟虑、巧妙构划,编制了界龙企业改制的方案。改制后,首先确保村民就业和村集体经济的收入不减少,确保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1、承诺确保村民职工无一人因改制而下岗;2、拿出企业7%的股份留给集体持股;3、把当时非竞争性的两个企业界龙古园、界龙自来水厂仍留由集体经营;4、把一部分土地厂房留给集体所有。有这几笔稳定的收入,村集体经济必定是富余的了。为此,广大村民都非常高兴。这一方案兼顾了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利益,获得上级领导、股东和村民职工的高度认可。最终,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全票通过了界龙改制方案。

改制后的公司成为一个由四十二位自然人股东和界龙村投资管理中心共同投资的经济实体。新一轮的改制给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企业运作机制有了极大的改善,主要经营者和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与改制前相比,界龙企业销售持续增长,利润增长明显。

作为曾经的界龙村党委书记,不断提高界龙村民的生活,也是我多年来的重要工作。

为了持续增加村民的收入和福利,我们界龙村对退休工人和退休农民除了正常的社保退休金1000多元之外,还根据年龄给予每月500元至1700元的补贴,这对于一个界龙人来说当然是一件颐养天年的大好事情。此外,我们还将当年收入的资金按农龄给予分利。

在精神上,我们在村里创建了文化活动中心,开设兴趣班,对村民在健身、家庭、环境卫生等各方面进行培训,综合性地提高村民和职工的文明素质。我们还创造性地开展了《劝民歌》、家训词、现代生活指导、十星级家庭评比,征集《界龙新三字经》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不断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推动村民和职工的素质教育,取得良好效果。

改革开放四十年,界龙村的村级经济不断壮大,村民收入逐年提高。2001年界龙村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2011年获得“全国文明村”的称号。

进取:打造百年基业

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我们界龙人奋发有为,界龙企业驶入了持续发展的快车道。如今界龙已发展成为拥有50亿元资产、20多家子(分)公司、3000多名员工的现代化集团企业,名列上海工业集团营业收入前100强。集团印刷包装主业实力雄厚,综合实力名列2017年中国印刷百强企业第7位。“界龙”商标获评“中国驰名商标”。

作为立志百年的企业,现阶段我们正对标世界一流的产业集团,加快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步伐:在全国战略布局,投资纸模塑基地产业群,在上海投资湿压纸模塑包装制品项目,以昆山模具中心为核心,合肥、重庆、姜堰为制造中心投资新型环保干压纸模塑项目,建立50公里半径配套服务圈;打造智能化印刷基地,投资10亿元,分期建设、打造300亩“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综合产业基地;我们还积极转型发展文化创意产业,2010年集团投资改造3万余平方米的“中国国际包装创意产业园”,2017年规划转型升级、改造建设20余万平方米的“界龙文化创意产业园”,均获评为“浦东新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我们还成立产业基金,已投资参股印刷电子、印刷电商等新项目。

回望创业发展的历程,我深感改革开放给我们界龙企业、界龙村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巨变,界龙由一个普普通通的穷乡僻壤行政村,发展为中国农村第一家的上市公司。

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种种的困难和艰辛,但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了我们坚定的信念和长远的规划,让我们企业能在每个十年都有大跨步的发展,逐步实现我们的“界龙梦”,也助力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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